承接上篇《新中国七十年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上）》：
（一）工业体系的建设成就与农业的增长
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140亿元，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4237亿元，工业总产值在1949-1978年之间增长了30.3倍[1]。
鉴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2年底这三年，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带有相当大程度经济恢复性质，为了更客观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我在这之后为大家展示的数据以1952年-1978年期间的为主。
195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744.95亿元，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5354.5亿元，增长7.18倍，年均增长7.88%。
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349亿元，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237亿元，增长11.14倍，年均增长10.08%。同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4100多亿元。
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395.95亿元，1978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117.50亿元，增长2.82倍，年均增长4.07%。
发电量1952年73亿千瓦小时，1978年2566亿千瓦小时，增长34.15倍。
钢产量1952年135万吨，1978年3178万吨，增长22.54倍。
原煤产量1952年0.66亿吨，1978年6.18亿吨，增长8.36倍。
原油产量1952年44万吨，1978年10405万吨，增长235.47倍。
农用化肥产量1952年3.9万吨，1978年869.3万吨，增长221.89倍。
化学纤维产量1957年0.02万吨，1978年28.46万吨，比1957年增长1423倍。
水泥产量1952年286万吨，1978年6524万吨，增长21.81倍。
机械工业产值1980年时达到1270多亿元，比1952年增长53倍。
铁路营业里程1952年2.29万公里，1978年5.17万公里，增长1.25倍。
公路里程1952年12.67万公里，1978年89.02万公里，增长6.02倍。
粮食产量1952年16392.5万吨，1978年30477万吨，增长85.92%。
棉花产量1952年130.4万吨，1978年216.7万吨，增长66.18%[2]。
1952年-1978年期间，中国的工业增长速度不仅是世界同期最高的增长率，也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的工业增长率都毫不逊色。
至此，在旧中国近乎空白的工业基础上，新中国进行了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工业化急行军，基本建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北京大学路风教授认为：1980年的中国工业门类已经与今天差别不大。那时中国也有大飞机和半导体，只是还没有今天的半导体显示以及无人机之类。但是基本工业那时中国都有了，只是在一些领域还“落后”于先进水平而已。1980年，第一次来中国考察的世界银行代表团感叹：“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想而知，当年前辈们建立的这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工业意味着什么。
农业虽然受到我国优先发展工业战略的影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政策也成为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但在前三十年里，除过三年自然灾害等时期，还是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1962年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得到较好贯彻，到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21年里，我国年均粮食产量增长率高达3.4%，几乎比同期世界粮食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同期世界年均粮食增长约1.8%，《国家统计信息网》）。当然，这一时期粮食的增产也与70年代我国大规模引进的13套30万吨合成氨，以及我们自力更生，用国产设备兴建的大批中小型化肥厂陆续投产有关。
中国前三十年农业农村的发展中，还有许多诸如农村的农民文化教育实现了跳跃式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大面积开垦土地、大规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等伟大成就。除此之外，最辉煌的成就非水利建设莫属。
（二）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1978年底，全国新建水库总计84,585座，大型水库311座，中型水库2205座，小型水库82069座，总库容量4012亿立方[3]，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倍。
与此同时，修建了300万公里的人工河渠，总长16.5万公里的各类堤坝，打机井220多万眼。
这个水利体系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是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大幅度增加。我国的灌溉面积由1957年的近2亿亩，增加到1980年的近8亿亩，接近世界总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从1952年到1980年，我国灌溉面积年均增长2.94%，而此后的28年，年均增长为0.95%。
二是提高了水灾抗御能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水患。水利史学者、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徐海亮先生认为：从1960年代中期起到1980年代中期，是中国农业抗灾能力最强的时期（徐海亮：《“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我国主要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有效控制，黄河的治理取得了建国以来没有发生决口的显著效果。
三是三十年间新建的这84000多座水库等水利设施不仅增加了农业灌溉面积，提高了抗灾防灾能力。而且为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用水和城市化生活用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靠保障。时至今日，我们的工业生产用水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的主要部分依然依靠的是当年兴建的这84000多座水库及其他水利设施。同时，直接享用这些水利建设红利最多的就是改革开放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中国农业。新时期中国农业、中国农民的成果中，有相当比例是集体化时期的广大农民的贡献。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后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要感恩呀！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被人民公社集体化动员起来的中国农民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有位杨松林先生评价说：“8万多座水库（尚未统计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300万公里的人工河渠，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在500亿立方米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土石方2亿立方米，三峡工程石方不超过3亿立方米。”“500亿立方就是4万亿至6万亿”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主要就是政府征调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劳动力投入，是中国农民肩扛手挖出来的劳动成果[4]。而付给农民的报酬却十分微薄：生产队计付的工分，自带口粮之外的一部分伙食补贴。我当年下乡插队时参加过水利工程建设，对农民在艰苦的水利工地上的辛勤奉献体会颇深，记忆犹新。我们不应忘记那个伟大的时代，不应忘记那个时代伟大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功绩。我们有负他们，欠伟大的中国农民太多。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
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
1949年我国各类卫生机构3670个，其中医院2600个；各类卫生机构人员54.1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每千人拥有医生0.67人；各类卫生机构床位8.5万张，其中医院8万张，每千人医院床位0.15张。
1978年我国各类卫生机构增至169372个，其中医院9293个；各类卫生机构人员310.6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46.4万人，每千人拥有医生1.08人；各类卫生机构床位204.2万张，其中医院110万张，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1.94张[5]。
从1949年至1978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类卫生机构增长45.2倍，医护专业人员增长3.88倍，每千人拥有医生增长61.2%，各类卫生机构床位增长23.02倍，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增长11.9倍。
新中国农民的健康问题党和政府也极为关注。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医疗卫生事业无从谈起，全国县以下几乎没有医院。1958年人民公社集体化以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始大发展，县以下医院从零增加到29079个。到1970年，县以下医院达到58792个，平均每个公社都有一个以上的“公社卫生院”。大队都设立了卫生所，生产队设立了卫生员，全面建成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6]。到1975年，全国农村已有“赤脚医生”（指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农村卫生人员）13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360多万，70%以上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7]，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改善了农村的卫生状况。
《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集》是这样评价前三十年医疗卫生事业成就的：“毛泽东强调公共消费，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健康水平。那时的中国虽然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上。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普及性，受到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人民生活幸福水平最客观的指标应该非人均预期寿命莫属。因为在人类社会，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权。
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的人口就由1949年的5.4亿人增至1980年的9.8亿人。在养活了如此迅速增加的庞大人口的同时，中国人均寿命还大幅度增长，这充分说明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进步程度之大。在抑制消费，为快速工业化提供积累的背景下，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并为其提供了初步的、比较有效的健康保障。这也说明，前三十年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成功的。
（四）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其《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里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有4亿文盲，文盲率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党和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教育的落后是没法建设新中国的，于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至60年代初，十年间先后有一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扫盲标准：干部和工人认识2000字，农民1000字，城市居民1500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应付简单的工作、生活需要。）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另外一场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和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使亿万中国劳动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因为没有文化而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受到的限制和窘迫。特别是对广大妇女的解放更具实质意义，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通过扫盲运动，为我国的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工业人口，也为农村提高农业生产力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开展扫盲运动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
194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2.1万人，普通中学毕业生28万人，普通小学毕业生64.6万人。
到了1978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达16.5万人，比1952年增长6.86倍；普通中学毕业生2375.3万人，比1952年增长83.83倍；普通小学毕业生2287.9万人，比1952年增长34.4倍。[8]
到1975年，我国的初中毛入学率达到87.7%，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3%。
农村的教育事业也实现了跃进式发展，农村小学的入学率达到95%以上。几乎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办起了高中和初中，每一个大队都办起了小学。
与此同时，新中国通过学校和各类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时至1978年，我国的科技人员已经从1952年的42.5万人，增长为434.5万人。
新中国最初的三十年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化基础，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培养了整整两代有知识、有文化、有社会主义新风尚的身心健康的劳动者。这些青年农民、产业工人、工程师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仅是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的伟大力量，更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前提、出发点和不可或缺的伟大基础。没有这个工业化体系，没有这些训练有素的工业人口，没有治理有序的社会环境，没有这些物质的、精神的伟大遗产，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新中国七十年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
四、历史的迷雾
新中国伟大的70年弹指一挥，前三十年距今并不久远，往事并不如烟。然而国人了解前三十年者却并非想象的多，即使从那个时代走出的亲历者也有相当部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步入小康、生活日益富裕的国人对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往事，大多不甚了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大家的印象里前三十年就一个字，“穷”。的确，前三十年我们中国人是穷，而且相当的穷。我在这篇文章里给大家展示和追忆了新中国前三十年所取得的那么多伟大成就，但老百姓为什么却感觉不到？这就是历史的迷雾。因此，我们应该搞清楚当年为什么穷，过去的“穷”和今天的“富”有什么逻辑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但大航海时代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农业社会的东方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列强的猎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古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一悲惨屈辱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朝鲜一战虽然打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睁开了眼睛重新认识中国，但我们因工业落后导致的武器装备落后、后勤保障落后也为胜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西方对我国长期实施的贸易禁运封锁。严酷的现实使党和政府认识到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一是工业落后就要挨打，敌人不会给你和平建设的时间和环境；二是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苏联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榜样，以及德国、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毛主席和党中央改变了最初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供给工业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和积累资金，同时把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步，然后再去发展重工业的设想。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调整。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重工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建设周期长，不能很快见到效益；另一方面重工业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人民群众的生活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大幅度改善。另外，对于一个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钱在哪里。对于落后贫困的中国，为了未来，为了子孙，也就只能是勒紧裤腰带了。
当时为了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通过两大主要途径筹集资金：一是农业与农民。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产品的产量、品种较少，工业品零售价格与农产品收购价格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因素。正是这种工农业商品不合理的比价差距（通称剪刀差）成为国家为工业建设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自1953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建设积累了5100亿元。这笔巨款，正是工业化初创阶段中国几亿农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是那一代中国农民通过自我利益牺牲奠基的。
二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为了积累工业建设资金，国家在城镇干部职工中采取了低工资、低消费、缓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为了建设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为了未来，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一代中国人不得不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做出了巨大牺牲。没有先辈们的牺牲创下的家业，哪有今天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哪有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有一位朋友曾和我聊起过他父亲对过去几十年工资几乎不涨十分不解，认为不正常，不应该。今天，我的这位朋友作为专业精英生活状况与其父当年已无法同日而语，我想如果他的父亲知道子孙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得益于他和他们那代人的奉献与牺牲，大概就会释然了。
五十多年前的1963年，金庸先生曾和陈毅元帅就“裤子还是核子”有过一场所谓的论战。鉴于在美国核威胁下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为了保卫我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与建设的权利，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经济条件下，党和国家还是决定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当时美、苏都认为中国既穷又科学技术落后，嘲笑中国搞不出核弹只能搞鸡蛋。陈毅元帅有一次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有感而发，“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陈毅的这番话，一时大振中国人之心。
没想到“剑术精湛”的大侠金庸却误解了陈毅元帅的战略思想，在他的《明报》发表批评社论，认为应该“要裤子不要核子”。金庸先生民生第一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有失片面。他不了解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美军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曾准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不理解如果中国没有强大的国防，在核武器时代不自建核盾，不具有“核恐怖平衡”的战略力量，不仅裤子保不住，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危如累卵，难逃广岛、长崎噩运。一年后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有一次大度智慧的陈毅元帅和人聊起这事时说，他和查先生两家的话合起来说就全面了。应该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
由此不难看出，不站在战略高度上看待这段历史，即使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也很难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苦难辉煌。其实，前三十年全体中国人民虽然工作艰辛，生活简朴，但其贫困也是相对的，除过三年灾害时期之外，生活还是在慢慢地逐渐改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对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状况是这样评价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年至1978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年均2.5%的增长率，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9]
今天，作为后继者，一定要跳出自己的视野框框，理解毛泽东等开国领袖们的战略之良苦用心，理解先辈们无论自觉与否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对我们今天美好生活的恩赐。
人间正道是沧桑
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部艰苦卓绝，宏大辉煌，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前三十年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有形的工业体系，活生生的有知识、有文化、有觉悟的亿万各类劳动者大军，更给我们留下为什么短短三十年积贫积弱百年的中国就焕然一新，自强不息，并为后继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文明，让世人国人惊叹的成功之路的思考，一个关于中国道路的思考。
新中国的发展道路，难能可贵的是一条不同于任何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不仅社会制度不同，支持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也不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伴随着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而开展的。欧洲因为历史血腥，战争频仍，在16-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后叶至19世纪初催生了军事革命。西方国家在军事革命后利用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非洲、亚洲和“新大陆”进行血腥的武装殖民，建立奴隶种植园和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除此之外，他们还依仗其坚船利炮在全世界抢占市场，开展武装贸易，强买强卖。英国在加勒比殖民地奴隶种植园生产的蔗糖和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此外，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给英国的2100万银元和400万两白银赔款，正如马克思所说“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美国的工业化也与奴隶制息息相关。奴隶种植园产出的棉花是美国工业起飞阶段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并为美国的支柱产业纺织业提供了原料。“奴隶种植的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相当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10]。
总而言之，西方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是通过武装强占殖民地、奴隶贸易、奴隶种植、用炮舰拓展海外市场等方式积累资本推动的。而这些方式无一不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和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暴力掠夺，就没有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欧美的工业文明基础是血腥的，不光彩的。
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之所以堪称奇迹，不仅是发展速度惊人，最了不起的是我们是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自力更生、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绘就了中国工业化的画卷。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虽然最初有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这在当时无疑对加快我国实现初步工业化目标是十分宝贵的，但不是无偿的。这期间苏联为我们提供过两笔不多的贷款，第一笔是3亿美元，第二笔1.3亿美元。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投入工业的250亿人民币相比，按照官方的汇兑率，贷款的价值只有工业总投资的4%[11]。贷款的期限也比较短，从1955年开始，我国就开始通过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逐步偿还，这其中也包括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购买苏联军事装备、物资的贷款。我国在工业化建设时期获得的国外贷款援助也大大的低于同时期的印度，却创造出了与其相比高得多的发展速度。
新中国的工业化依靠的是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没有肮脏的资本积累。我们是依靠数亿中国农民几十年的奉献牺牲，为工业建设提供食粮、资金、原料、供水和市场来推动工业化车轮的，我们的城镇居民和广大职工群众也节衣缩食，以清贫的生活来为工业建设积累建设资金。我们奋斗在工业建设一线的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更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苦干、实干加巧干，用辛勤的汗水和聪明才智创造出了世界工业化史上的奇迹。
为什么在一个一穷二白落后的农业中国能够通过自力更生迅速工业化，创造出如此宏伟的业绩？除前述独特的艰难、辛酸的工业化积累方式外，还有什么？起决定因素的是什么？
搞清巨大成功背后的决定因素，不仅是让我们明白历史真相，给后人、给历史一个说法。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辉煌起因，四十年里我们扬弃了什么，坚持了什么，得失、功过。让我们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继承关系，七十年一脉相承的伟大逻辑。更重要的是，通过七十年发展逻辑的梳理，让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确定战略方向，不迷茫，不彷徨，少犯错，稳健前行，不偏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造福中国人民，使伟大祖国长治久安。
一、前三十年巨大成就的根源（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新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里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首功非中国共产党莫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为什么说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数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小农耕作的农业社会，虽人口众多，但一盘散沙，老百姓没有国家概念，缺乏社会组织，难以形成合力。一是在外敌入侵时无法自保，任人欺侮、宰割；二是没有力量完成需要巨大投入的工业化转型。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她不同于任何政党，没有自己的政党私利，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治组织，在她的旗帜下汇集了中华民族各个阶层最多的优秀儿女。他们朝气蓬勃、无私奉献，为了人民的解放、祖国的繁荣勇往直前、勇于牺牲。
中国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力量就是组织动员能力。正是中国共产党把几千年来自由散漫、一盘散沙、被人侮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动员组织起来，成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意气风发、有组织守纪律、能够摧枯拉朽、移山填海、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出现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让世界错愕，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的嬗变不得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归功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有力的中央人民政府所提供的和平、秩序和社会组织。正是被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完成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成就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伟业。
（二）土地改革与国营经济建立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不仅唤醒和组织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人民，而且对其他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重组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改革和建立国营经济。通过土地改革在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在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城镇实行土地国有。土地改革不仅使农村“耕者有其田”，兴修了水利，使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革除了土地私人占有的弊端，提高并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为新中国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有力地支持了工业的开发建设。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开发与工业建设等也得益于当年土地改革所确定的土地要素社会主义公有制红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控制经营的工商、金融、交通、邮电、公共服务等企业，并从“一五”计划开始大规模投资兴建了许多新的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国营经济体系。在旧中国，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只有区区54.6亿元，其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约占民族私人资本的27.2%，70%以上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可能[12]。因此，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责无旁贷的落在了国营企业的肩上，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从此有了可靠的依托。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安排下，国有企业承担了工业化建设中全部的重点项目建设任务，并且以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罕有的效率，攻艰克难，高速度、高质量地如期完成了任务。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期，国营企业的使命角色无可替代，集中体现了资源集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优势。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它有别于一般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宗旨，讲求效益，但不追逐利润，以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为己任。国营企业按照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需要，承担了许多风险大、周期长、回收慢或难以收回的重要项目的建设与经营，如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国防科工、城市公共服务系统等等。这些国有企业虽然用市场化的观点来看，不排除有些属于所谓的效益低下。但从国民经济结构、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的公共福利来看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具有巨大的无法估量的社会效益。即使在经济领域，作为公共产品也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经济效益有着无法计量的巨大贡献。包括改革开放后的其他民营、外资企业也在享受着国企的公共产品红利。国营的城市公共服务系统，也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提供可靠、稳定的低成本生活服务。在这些赔本不赚钱的领域，只有国有企业才可能有此使命担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觉悟”高低问题，这是企业身后的产权背景、制度禀赋决定的。
另外，事实上在可以比较的1949-1954年间，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益也优于私营企业。国营企业产生了大量的利润，并作为投资投入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之中。
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载体，是社会主义事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实现方式。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说，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有土地公有制，没有国营企业，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前三十年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基础。
（三）正确的工业化战略
建国初期，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但从何作起是摆在党和中央政府面前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
虽然新中国当务之急应该是改善久盼甘霖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亟待建立强大的国防保卫国家安全。而且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必须为人民群众提供较为丰富的轻工业产品。发展轻工业，又离不开为轻工业提供机器设备的重工业。再则，能不能迅速赶上工业化国家，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发展速度问题在各国工业化战略中也至关重要。然而，当时国家财力十分有限，资金匮乏，不可能百废俱兴，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3]因此，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为了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中共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
正是党和政府高瞻远瞩做出了这个符合全体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伟大的战略部署，并抓住了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友好的战略机遇期，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奋斗下，迅速实现了中国的初步工业化。中国工业化战略的确定与成功，对于今天的中国亦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战略是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战略正确可以兴邦，战略错误可能亡国。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战略方向，战略制定要慎之又慎。在战略制定前、实施中要反复评估、检讨、反省，确保战略方向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相一致。
（四）伟大的自力更生精神
前三十年给我们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是自力更生，这是我国工业化成功的重要法宝，是一份伟大的精神遗产。新中国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虽然初期得到过苏联的援助，但我们长期面临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随后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我们在资金、特别是技术和技术装备方面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只能是靠自己，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4]中国人民正是在封锁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型。“两弹一星”、核潜艇与核动力、半导体、大飞机“运十”等等都是被封锁逼出来自力更生硕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如果不是面临那么冷酷严峻的国际环境，我们的科技进步与工业能力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年的国际环境和今天的国际市场都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要真正独立，就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够真正实现独立自主。不要等天上掉馅饼，也不要指望市场，即使在全球化下，一万年也不可能。不自己动手，不努力掌握尖端技术，不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不仅会被人卡脖子（当年美欧卡我们，今天照卡中兴、华为，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没有口罩生产能力的瑞士，在德国采购的24万只口罩也被德国人卡下），国家安全也没有保障。这次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仅平时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重要，战时更是弥足珍贵，是维护国家安全，关系我们生死存亡的重要保障。因此，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无论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忘掉自力更生，都不能自拆工业长城。
总之，是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之下面貌一新、万众一心的中国人民，是土地公有制和国营经济，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是伟大的自力更生精神，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使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逐步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二、不忘初心、继承发展、再创辉煌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重温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这一段伟大而艰辛的创业史，不仅使我们对开国领袖和拓荒建设先辈们充满感恩敬意，也使我们了解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并非一片荒原。先辈们在那里给我们积累准备了巨大而丰富的精神与物质遗产，我们上路前，他们已经为我们把改革开放征途中所用的行囊装满。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醒了解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前三十年伟大事业的继续，是对前三十年所创事业的继承。新中国70年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自我扬弃，而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
虽然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引入了市场机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了僵化的计划体制和一统天下的国营经济，鼓励和发展了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引进了外资企业。但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公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依然不可或缺，国家力量的主要基础还是国有企业。我们公有经济的主导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规模、质量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发展上，人民群众社会保障支持、数以亿计的人口脱贫上。而且，正是公有经济的各种大规模、未必有直接效益的投入，直接、间接地改善了全社会的投资环境、国家安全环境。为公有、非公有的各类经济主体创造了投资机会，为新经济诞生发展铺就了温床。而这一切都体现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伟大力量上。
有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而简单化认识这一问题。因此，我想提供两个社会发展实践的客观实例给大家思考。一是当今发展中国家中无论拉美、非洲、亚洲和东欧奉行所谓的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的国家比比皆是，成功的有几个？谁人可与中国比肩？而且许多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深陷贫穷与战乱而无法自拔。因此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就必定成功。也不要想当然地把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市场化还不够充分。
二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灯塔的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究竟能有几何？简短截说，美国1776年建国，因独立战争的破坏，经济大规模发展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如果从1800年开始，我们可以分三个时期来看看美国这个历史宠儿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时期是1800年至1861年的南北战争，这期间从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开始，美国分别从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墨西哥的手中拿走了大片土地，使美国在新英格兰13个州的基础上国土面积扩大至原来的4倍，经济实力大增。这一时期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年均经济增长4.05%；第二时期是1862年到大萧条前的1928年，年均增长3.65%；第三时期是1929年至2015年，年均增长3.31%。从1800年到2015年这215年里，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仅3.61%（几何平均数），即使在经济规模较小，没有大数效应的初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4.05%左右。这个市场化模式样板的经济增长速度（按市场化原教旨主义的标准来看也有水分，这其中也有非市场的政府推动功劳），不仅无法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较，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去甚远，大约差了1倍。
有位长期旅美的黄树东先生，用美国早期较高的年化增长率来套算中国今天的人均GDP水平，其结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即从中国194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3美元算起，假如我们用美国相同的制度，拥有和美国一样好的得天独厚的资源和运气，以4.05%增长率发展，那么到了2015年我们的人均GDP在考虑到美元的通胀率，调整之后应该是3166.45美元。而实际上按相同的美元价格计算，我们2015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7924美元。这种照搬照抄美国制度、保持与美国一致速度的结果不知国人可否接受？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的成功绝不可能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营化的结果。不可否认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积极、有效，私营经济对提高经济活力，增加就业，繁荣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也不可或缺。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70年来经济社会既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奇迹的高速发展，绝不是市场化、私有化那么简单，一定有其独特的制度优越性，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与市场结合的举国体制。
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无疑也是对不同社会制度的一次检验。虽然在疫情初期，我们因对新冠病毒缺乏经验，判断失误，处置失当，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当我们判明疫情形势之后，立即果断采取封城、全国全面隔离等有效措施。党和国家组织调遣多批次军队和全国各地公立医院火速增援武汉、湖北。数日内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征用大型公共建筑迅速建成多座大规模收治病患的方舱医院。关爱生命，救死扶伤，对病患者不抛弃不放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用各种形式支援、保障湖北，充分发挥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用举国之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反观西方国家，白白浪费了中国人民阻击疫情给他们留出的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和教训经验。在大疫灾难来袭之际，美国等西方政客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危，首先考虑的是个人政治利益，选票，贻误了宝贵的抗疫战机，导致疫情失控。为了逃避责任，还无耻甩锅世卫组织和我国。政府应对混乱、无序，老百姓无望无助，有的国家甚至祭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放任疫情，冷酷放弃老弱病残的宝贵生命。公道在人心，在大灾大难面前充分显示出了制度的优劣，太多的国人感叹祖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许多年青人在网络上发声庆幸自己是中国人，每当生死关头，希望自己在祖国。有位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说：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我能在中国。
总而言之，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迎接解放的老百姓唱的那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创业和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富强，更不可能有今天中国人在国内国外扬眉吐气的幸福生活。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府。人对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实践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15]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概莫能外，不可能超脱人类历史进步的规律。在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也犯了许多错误。诸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庐山反右倾等等，甚至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十分严重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缺乏经验，又无任何可以照抄照搬的样板依循。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群狼环伺、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且，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伟大且艰难的社会革命探索。我们作为后人，应该客观认识这其中的艰辛不易和复杂，不能作事后诸葛亮。
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说她不犯错误。而是说她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有伟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中国共产党从上海石库门、嘉兴红船走出，在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一路荆棘险阻、腥风血雨、坎坷曲折、跌跌撞撞、历经了无数次挫折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内省纠错，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的伟大历史。以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理想目标，没有政党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正是中国共产党举世无双的伟大政治品质。伟大的改革开放不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自我纠正，不正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胸怀，和勇敢的自我纠错精神。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纠错的伟大政治品质，所犯错误并没有影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摆脱百年屈辱，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世界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的幸福生活是硬道理，70年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70年的历史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我们应该珍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努力，创新创造，不断完善。回首昨天，是为了确定明天的方向。哪些传国之宝还应该继承呵护、坚持捍卫，哪些需要修正调整，哪些应该摈弃改革，哪些需要探索创新。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史为鉴，深刻思考，特别是战略方向，要慎之又慎。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新中国创业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乃至这次全球抗疫战争都充分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的优越，这是我们的传国之宝，要倍加珍惜。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清楚这个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基础支柱是什么。唯此，我们才能正确的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使国家安全无虞，祖国繁荣昌盛，华夏儿女永远幸福。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根本保障，首要支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28年苦难辉煌，建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组织动员数亿中国人民，迅速实现了伟大的工业化，使中国人过上了和平安宁、温饱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前三十年成就基础之上伟大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中国人民的解放史和建设史，正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新中国迄今为止所有的伟大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过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展望未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谁人能够肩负得了组织、动员、治理中国，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千钧重任？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未来不可想象。因此，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必须永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国有经济是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中流砥柱，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载体，是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方面军。没有这支战略方面军，一是纯粹靠市场配置资源、构建体系，市场的目光短浅和唯利是图决定了国民经济的体系结构、产业链条不可能完整完善，宏观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要大打折扣。二是没有国有企业的主导担当，国民经济就会被资本误导，被利润驱使误入歧途，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泡沫化，无法持续理性发展。三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获取的利润，提供的积累不同于私营、外资企业，不属于任何个人、利益集团，是提高全体中国人民公共福利的重要保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国有经济是贯彻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主要力量，是国家可以调动使用的最可靠战略资源。如果国有经济被削弱了，我们就会失去国家战略方面军，我们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塌陷，我们就可能亡党亡国。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加强国有经济建设，夯实举国体制这根重要支柱。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维护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权利，加强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越混越大，越混越强，使国有企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与私营企业相辅相成，均衡发展。对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资源、战略产业一定要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权和绝对控制力。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行业，国有企业要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基本原则，坚守阵地，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好。
（三）坚持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公有化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利益至上，为广大人民提供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人民群众的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得到了保障，才能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会跟党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也是社会主义举国体制十分重要的支柱。资本的特性是逐利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利益至上不同，是资本利润至上。如果我们在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社会主义最基本领域的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引入资本、搞市场化，那就等于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的责任，就会失去民心，就等于自行拆除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
资本是要盈利的，这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它引入一个错误的领域。教育、医疗是人民的基本社会福利所在，不是市场所在。如果我们在这里引入资本与市场，那就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引入了一种错误的制度。可能有人会说美国就在这些领域搞了市场化，我要说那是美国，是美式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况且，美国的医疗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糟糕的医疗制度。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基本制度也类同社会主义性质，是公益性的。这次疫情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法国人民发表讲话时就明确说到：“全民免费医疗绝非是一种代价或负担，而是在灾难来袭时我们宝贵的财富和必不可缺的优势。……我们必须将某些财产和服务置于市场法则之外。”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继续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领域的市场化，那本来属于人民群众的福利事业就会变成资本榨取利润的市场。如果我们继续在公立医院错误地实行自负盈亏制度，把患者当作“创收”的对象，那可就真正搞错了对象，把救助的对象，当作榨取的对象。如此这般，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的天使就会变成资本的“白手套”。
教育系统的市场化不仅不可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新一代，搞得不好，会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掘墓人。医疗系统的市场化不仅使人民群众难以享受社会主义的医疗福利，而且会毒害社会风气，制造社会分裂对立。长此以往下去，如果再遇到这种疫情大灾，真不敢想象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次应对新冠疫情，党中央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医院、各省市自治区公立医院纷纷抽调4.2万精兵强将组成医疗队，携带大量医疗设备物资火速增援武汉、湖北。但是在逆行者的队列中却鲜见占到全国医护人员总数48%的私营医院人员的踪影。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反省。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再有战，何来白衣甲士？我们将无兵可调，无资源可调，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危矣。
因此，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应该调转船头，由市场化回归公益化。我们要珍惜呵护对人民群众的福祉十分重要的公立教育制度、公立医疗制度。要加大公立学校的投入，坚持公立教育的统治地位，纯洁教师队伍，注重教材的价值观导向。应该增编扩建军队医院，备战为民。应该大力发展公立医院。应该接受钟南山院士的医改建议，加大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保证医院发展和医护薪酬的直接投入，革除公立医院自负盈亏制度，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通过强化医改供给侧改革，把医保费用和卫生投资整合起来，用于投资保障公立医院，让公立医院不再自负盈亏。否则，医保费用无论怎么增加，也会被医院吸食，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并且医患对立。大疫过后，我们应该全面深刻反思在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接受钟南山院士、北京大学李玲教授等专家的真知灼见建议，让公益事业重回社会主义的轨道。